《至简中国史》连载之四：三皇五帝时代：传说与历史之间

弘亿

第三章　三皇五帝时代：传说与历史之间

中国有准确、连续的历史记录，是自公元前年（在西周时期）起，因为直到这时才有较确切的纪年。此前的历史，并非书面成文史，而是由后世历史学家依据考古、历法、传说和古籍资料综合考证、推求而成。

三皇五帝的事迹，散见于中国的诸多古籍。但这是介于传说和历史之间的时代，古籍中的相关记录有较高的可信度，但不应该被视为严格的历史史实的描述。正如法国印象派画家莫奈的油画，远看是一片清新宁静的池塘，上面开满了睡莲，近看则只能看到一块块油画颜料。时隔久远，描述三皇五帝的时代，我们只能以“印象派”的方式，而不能以“写实派”的方式。

五帝时代为国家诞生之初，之后夏商周相连缀，步步登高形成中国文明的第一个阶段——封建社会，东周晚期开始，社会进入急剧的大转型期，历经年大激荡，中国历史由封建时代转型到帝国时代。帝国时代从秦汉帝国制度的确立起，一直到年清王朝的解体为止，中间治乱循环。帝国时代结束之后，中国又开始了第二次历史大转型，这一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大转型，至今尚未结束。

远古生活：自由平等

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大致对应古书里面所描述的三皇时期（准确年代不可考），那是一个茹毛饮血、刀耕火种的时代。而五帝时期已经进入了文明社会的门槛。

三皇，通常是指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古书上有多种说法，这种较为公认）。现代学界通常认为，所谓的三皇，不是指三个个人，而是指用火、渔猎、农耕三个时代。

从人类发展历史来看，用火、渔猎、农业革命，都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正是靠这些阶梯，人类才不断拉开了跟动物的距离，从食物链中低端的被捕食者，攀升到了食物链的最顶端。

火的使用改变了早期人类的饮食方式，使人类的营养吸收能力与动物相比大幅跃升，可谓人类历史的一个阶梯。因此，火在各个民族之中都被赋予了崇高的意义。古希腊神话中，火是普罗米修斯从天上偷下来送给人类的。而在中国，口口相传的是燧人氏发明了钻木取火。此前，古人类用火取自于自然界，靠不断燃烧来保存。到了燧人氏时期，便已经克服自然界的束缚，能够通过钻木来自由取火了。

伏羲氏应当是一个善于占卜并以渔猎著称的氏族。《易?系辞》下篇讲述了他创造八卦符号、发明渔网的事迹，说伏羲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神农氏时代，人们已经开始刀耕火种式的原始农业。农业是远古人类发展到现代人类的一个关键因素，自从农业技术出现，全世界人类的生活方式都逐渐改变了。

石器时代生产力极为低下，人们茹毛饮血，生活质量不比野兽好多少。从今天陕西历史博物馆、西安半坡博物馆等馆藏的出土器物来看，当时的人们往往临河聚村落而居，使用原始、粗糙的石器、陶器。

生活虽苦，石器时代人们的心态，却很可能是悦活而乐观的。新石器时期出土的许多陶器上，所画的都是鹿、鱼、蛙、蝴蝶、双鸟等可爱的动物，或者舞蹈等场景，反映出当时人们精神世界的纯净、恬美，并不像后世饕餮纹等艺术风格那样肃穆、沉重、威严、酷烈。

这种乐观心态背后，是人人平等、自由的社会氛围。对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这时期大部分的墓葬都很简单，且没什么差别。到后期才出现了明显的地位分化。例如，属于仰韶文化（约在公元前年至公元前0年）的陕西华阴横阵遗址墓葬，据分析，每一墓坑的死者都属于一个家族，随葬的瓶、钵、罐等十分平均，看不出贫富贵贱的差别。

而墓葬也能反映出当时社会上受到尊重的人物，如部落首领、巫师、英雄。属于仰韶文化的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的墓地，距今约年，发现有罕见的用蚌壳摆成的龙、虎图形以及星象图，其中间是一个壮年男子骨架，他很可能是备受崇敬的领袖或者战斗英雄。

五帝时代：民族与国家的形成

华夏族的起源

“五帝时代”是中华文明史的开端。

上古时部落散居各地，各有各的领袖和神灵。殷商以前，是神权盛行的时代，部族领袖的尊号是“帝”，即上帝、天神之意。周朝之后，人民对神的观念逐渐变化，统治者才“贬帝号，号为王”，秦王嬴政一统天下之后，发明了“皇帝”一词，最高统治者的尊号才又从“王”变成“皇帝”。

“五帝”一词，到了战国时代才出现，此前的文献中有很多“古帝”，并非“五”个。因此，五帝是哪五帝，版本也很多（通常是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本书使用“五帝时代”一词，不过是因其约定俗成较为方便而已。

西汉时的《大戴礼记》《史记》等书对五帝的家族关系言之甚详，但不可全信。

五帝时代的中国大地上，有若干个部族繁衍生息、交往、争战。按照渊源关系和地理分布，大致可以梳理为中原的河洛集团、东部沿海的海岱集团、南方的江汉集团三大族系的对立。三大集团经历了一千多年的时间之后，最终融合统一为华夏族，并形成统一的文化。

以前流传的以《史记》为代表的先古圣王系统，是从三个集团里面采集杂糅综合而成，其实历史进程本非如此。

河洛集团有两大分支，一为炎帝系列，一为黄帝系列。一般认为黄帝所生活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0年左右。

炎帝、黄帝同出于“少典”部落。那时，氏族名称跟人名往往混同。古书上说“少典生炎帝、黄帝”，指的是是炎帝和黄帝都出自于少典部落，并非少典本人是他们的父亲。很多人据此误认为黄帝和炎帝是兄弟二人，乃是望文生义的错误。

黄帝起源于姬水河畔，故姓姬，炎帝起源于姜水河畔，故姓姜。姬水何在，无法考证。姜水，大致可以确定在现在渭河的上游一带，靠近宝鸡、岐山（考古人员曾在这一带挖出许多彩陶）。综合各种史料推断，黄帝氏族的发祥地大概位于今陕西省北部。近年来，考古界发现石卯古城遗址，学界猜测这可能是黄帝的都城，但目前还不能肯定。

战国时期的古书，往往把炎帝跟神农混淆成一个人。其实他们在时代上差别巨大。

炎黄部落发源于陕西，此后逐渐向东方迁移、扩展，建立了若干个以姓氏命名的小国。

海岱集团的主要氏族有太皞、少皞（又作太昊、少昊，其实就是大皞、小皞）、蚩尤。综合多种古书的记录考定，少昊的活动范围大概在今山东省曲阜一带。

海岱集团声名最显赫的人物显然是蚩尤。前人往往误以为蚩尤属于苗蛮集团（江汉集团），徐旭生经过详细地考证，确证蚩尤属于东夷集团（海岱集团）。蚩尤在世时便名震四方，他与黄帝集团作战兵败身死之后，对方还靠他的名字“以威天下”。蚩尤虽败，但作为尚武之魂，盛名流传千年不衰。秦朝时祭祀东方八神，他作为战神赫然在列。汉高祖刘邦起兵时，黄帝和蚩尤被同时祭祀。到了后世，史官把一种彗星称为“蚩尤之旗”，认为是预兆战争的天象，“见（蚩尤之旗）则王者征伐四方”。

综合考订梳理古书的记载可以确认，蚩尤的坟墓和纪念祠就在今山东省阳谷寿张镇境内。笔者没有去过此地，但是据当地网友描述，此墓尚在，不过没什么像样的保护，现在是一片荒土堆而已，令人叹息（蚩尤战死，身首异处，身体及衣冠冢在今山东省巨野县。）

江汉集团的代表人物是被后代视为火神的祝融。这一集团的中心在今天的湖北、湖南、江西一带，北邻地处中原的河洛集团。伏羲、女娲原是他们的神祗。

司马迁所著《史记》以五帝本纪为中国历史的开端，这是有高见卓识的，因为五帝时代正是中国大地上的古人类迈入文明门槛的时期。

《史记》第一篇记载的是黄帝，核心内容是三场大战。其实从新石器时代中后期开始，中原大地上一直有激烈、频繁的战争。炎帝与黄帝之战、黄帝与蚩尤之战，不过是其中比较重大的一些。战争要求有高度的理性作为指导，方才能赢得生存的机会。这种鸿蒙时期的频繁的战争所形成的冷静、理性、谋在长远的文化心理，很可能是中华文明思维方式和智慧形式的深层次根源。

先是炎帝系与黄帝系在阪泉之野发生大战，这是一次河洛集团的内战，黄帝获胜。

以黄帝为首的河洛集团与海岱集团又发生战争（此前蚩尤曾把炎帝打败），这一场战争非常惨烈。《史记》里说黄帝发明指南车，用于战场上辨别方向。从此以后中原河洛集团与东方海岱集团开始融合，相处的比较好。黄帝遂成为当时天下之盟主。

《史记》中对黄帝的描述：他是虞、夏、商、周各代帝王的血缘始祖，是统一国家的开创者，得天下后他四方巡行及于疆土四至，他与其成了后妃又是许多文化与文明事物的创始者。如此透过黄帝，司马迁表露了他心目中的华夏意象：一个血缘、政治、疆域与文化的综合体。

今天，陕西省黄陵县建有黄帝陵，庙亭上书“人文初祖”四个字，即表示黄帝为“文明初祖”之意。

一般认为，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汉字，在黄帝时期就开始形成了。战国时期的许多学派都认为，文字是黄帝时期的仓颉所创造的。近几十年考古发掘出土了很多公元前三四千年的陶器（时间上大致为黄帝时代），上面刻画有很像蚊子的各种符号，很多学者认为这可能就是原始文字。

炎黄之前氏族的范围可能还很小。经过自身繁衍、扩展，及后来与东方海岱集团大战的融合，氏族变成巨大的部族和部族联盟，覆盖的地域范围已经非常广阔，从中原大地直到东海之滨。

此后，中原河洛集团又与南方江汉集团发生冲突，战争发生在后期舜、禹的时代。

这三大集团逐渐融合，但是差别长久存在着。例如到了夏朝初年，东方海岱集团的首领羿和伯益，还跟大禹的儿子启发生军事冲突。而江汉集团的血脉，很多为后世的楚国所继承。这几大集团最终融合为统一的华夏族，已经是一两千年之后的周朝时期了。

当时中国并非统一，五帝之间代代相承，而是各地部族林立，此起彼伏。某一部族特别强盛，其领袖便名垂后世，否则姓名不传。五帝之间，相隔多久，我们并不知道。但尧舜禹之间是相接、连续的，他们距离黄帝活动的时期，大约有年。

黄帝子孙世系难以准确得知。《史记》对黄帝的后代子孙，都以详细的世系来描述，这些目前尚缺乏考古资料相印证；司马迁是一位严谨的学者，当然不会凭空杜撰，但司马迁距离黄帝的时代也有约0年之久，所记录的历史，难免有许多错漏之处，因此对黄帝子孙的世系，本书存而不论，只对比较能够确信的部分，作简略描述。

在黄帝族所繁衍的众多子族中，颛顼（音“专须”）与帝喾（音“酷”）是时代较早的最著名的两支。

颛顼和帝喾的时代曾经对社会上的一些制度进行改革。

帝颛顼是一个宗教色彩极重的人物，是宗教领袖兼部落盟主。他被称为北方之帝，也就是北方的神。关于他的传说很有趣，说他生的三个儿子死后都变成了鬼：一个住在江上，变为老虎；一个住在若水，变成鬼；一个住在人家的宫室角落，专门吓唬小孩。这些传说，我们自然只需要当故事去看。

帝颛顼主要的事迹是实行宗教改革，其中有“绝地天通”，也就是禁止各地大大小小的巫师跟天神擅自交流，以号称传播天神的旨意，而由包括自己在内的少数几个人来进行，这样便大致统一了人们的思想认识，防止人心混乱。

关于帝喾的史料很少。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帝喾“生而神灵，自言其名”，可见他也是一位兼司神职的部落联盟首领。帝喾继续了颛顼的作为，将祭祀与部落联盟首领的权力结合起来。

当时族群之间经常爆发战争，颛顼和帝喾曾经与共工族有过激烈的斗争。《淮南子?天文训》说：“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淮南子?原道训》说：“昔共工之力，触不周之山，使地东南倾，与高辛争为帝。”这场斗争延续了很久，直到舜和禹的时期才告结束。

此后则是尧、舜、禹的时代。

帝尧时代的景象

根据儒家典籍的描述，帝尧时代是一个四夷宾服、天下承平、文明发达的黄金时代。难怪很多人想穿越回去体验一下。

如果穿越回去，当会有何种见闻？

很可能，举目四望，但见大泽郁郁葱葱，一群群大象悠然前行，风吹入阔叶的森林，飘飘摇摇一派亚热带景象。

原来那时气候温暖湿润，大象、犀牛等热带动物常见于中原大地（今天河南省简称为“豫”，字义是一人手牵大象），人们不必遭受寒冻之苦。

不幸的是气候暖和，则有毒蛇出没。所以人们见面不是问吃了吗？而是问：无它？即，你没遇见蛇吧？——古人太讨厌蛇了！

据气象学家竺可桢研究，从仰韶文化时期（约在公元前年至前0年）开始的温暖气候，一直持续到夏、商两代，到周武王年间才告结束，转入寒冷时期。从此，大象等热带动物才从中原逐渐消失了。

如何判断季节、划分时令？冬至日和夏至日分别在哪一天？年前的古人让我们这些学过现代气象学的人佩服。

山西陶寺考古遗址中，发现了一处气势宏伟的古观象台。考古研究显示，当时人们通过观象台巨型土柱的狭缝观测日出，来判断时令。研究显示，当时人们能准确判断冬至日、夏至日，以及春分、秋分，以用于观象授时。——碳十四方法测定，这个观象台的使用时间，大约在公元前年左右。

这与史书记载相契合：《尚书?尧典》记载，尧命令大臣观象授时：“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

“授时”，即测定标准时间，并告知社会公众。

现在通过百度搜索“授时”，就可以看到国家授时中心发布的标准时间（可以核对一下表准不准）。今天，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就像帝尧时期的羲和氏，承担着我国的标准时间的产生、保持和发播任务。

在帝尧时代，舞蹈很流行，主要是为了健身和进行军事训练，与舞蹈相配合，音乐也很讲究。

古书《世本?作篇》记载，尧帝的大臣夔（音“葵”）创造音乐，巫咸发明鼓，无句制作磬（音“庆”）。有趣的是，在陶寺遗址中恰巧出土了这几种乐器。

大墓中的特磬长达81至90厘米，这是以往难以想象的，足以证明“无句作磬”有根据。

陶寺遗址大墓中还有成对的鼍（音“驼”）鼓。鼍，就是鳄鱼。鼓腔里遗留着鳄鱼骨板，由此可知鼓面是用鳄鱼皮所制，据说鼓声如同鳄鱼鸣叫。汉代司马相如曾作《上林赋》，其中说道“建翠华之旗，树灵鼍之鼓，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将鼍鼓与陶唐氏（即帝尧，因封于陶、唐二地而得名）相联系，并且把舞蹈作为当时的主要特色，足以证明“巫咸作鼓”有根据。

陶寺考古还显示，那个时代农业和艺术都已经很发达。

正因为取得了如此高的成就，帝尧被公认为那个时代伟大的领袖。《史记》赞美他说：“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

尽管如此，帝尧为人民服务的心情没有变，他知道权力来源于人民，成立国家的目的是为了公众利益。

史书记载，尧设置谏言之鼓，让天下百姓尽其言；立诽谤之木（等于现在的海报墙，是华表的雏形），让天下百姓在谤木上发帖子，批评他的过错。

禅让的真相

帝尧之后，舜成为天下领袖。《史记》中说，他选贤任能，举用“八恺”“八元”等治理民事，放逐“四凶”，任命禹治水。又传说他巡狩四方，整顿礼制，减轻刑罚，统一度量衡。在其治理下，政教大行，八方宾服，四海咸颂舜功，因而《史记?五帝本纪》称“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传说舜在南巡途中的苍梧之野去世，葬于江南九嶷山。

舜之时，暴发绵延多年的巨大洪灾，禹带领诸部族协同奋斗，终于将洪水制服，也在此过程中奠定了领袖地位。

尧舜禹禅让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大致是说，天子选贤与能，退位让贤，尧经过考察，发现舜很贤能，于是出让帝位，舜工作到年老，循例让位给禹。禅让的传说核心内容是权力是如何转让的，不过事实真相并不清晰。总体来说，后世学者记载此事，大致可分为两派说法：一派肯定，一派否定。

以儒家为代表的学派，极力肯定尧舜禹之间的禅让，并奉之为政治的楷模。在孟子看来，尧舜禹每个人，都是高尚、神圣的“有德者”，尧舜禹时代是人类升平揖让的黄金时代。

这一说法影响深远。直到明清朝代，皇帝的老师还教育皇帝以尧、舜、禹为榜样。连青年毛泽东都相信《史记》的记载。《史记》里说，舜在干部考察过程中，能够在大山里“烈风暴雨不迷”，具有某种神性，毛泽东颇受感染，也曾在暴雨中赤条条地钻到湖南的深山里，看能不能不迷路。

但其他学派对这段历史的记述却，口气却完全相反，他们称：帝位是以暴力竞争夺来的，根本不是温良恭俭让的禅让。从《竹书纪年》“舜囚尧”的斗争记录到《韩非子》的雄辩推理，都使得禅让传说有点站不住脚。

那么，到底哪派说得对？

其实两派的说法都不太准确。儒家学派对其过度美化，而法家等学派则是根据战国时期的权力斗争倒推历史，有点过度丑化。上古社会一定有浓厚的原始民主遗风（推选领袖），只是具体到舜和禹的禅让，则未必还是那么单纯、那么温良恭俭让了。

实际上，即便是孟子本人，也无法把这个故事说圆。孟子的学生万章问孟子说，为什么禹把天下传给了自己的儿子，而不像尧和舜一样，把天下传位给贤者呢？孟子回答不出，只好说这是天意，“天予贤，则予贤，天予子，则予子”（民国年间，历史学家蒙文通通过详细考订古史资料，有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发现：凡是孟子所主张的历史，通常都靠不住，凡是孟子所批判的历史，却往往都是真实的）。

儒家学说看上去确实有点迂腐，但不能因此轻率否定他们的价值。

儒家学派的理想非常伟大，这种崇高的理想，是中华文明能够自强不息的精神原动力之一。尧舜禹禅让的传说正是儒家理想的政治运行方式的核心，有点像阿基米德的那个支点，或者大江大河的本源。由此出发，才有一系列修身养性、人伦秩序的理论。

儒家理想的政治运行方式是什么？可以用一句话总结：天下为公。即，理想的政权是完全公有的，而不是一家一姓所私有。这不完全是幻想，这里包含着对上古时期社群美好生活的追忆。历代儒家学者，顽固坚持这个理念，不愿意向现实政治低头。

现实政治是什么？

人类的历史史实已经载明，政权的终极来源是武力（暴力），掌握终极暴力的人拥有政权，然后就随心所欲，甚至无恶不作。儒家学者也认识到，自从禹将帝位传给儿子之后，公天下变成了家天下，古代社会由大同时代进入小康时代，社会生态越来越坏了。

儒家关于禅让的理想流传不衰，到汉朝称制之后，还不断有儒生建议汉王朝让贤，王莽顺应民心称帝（不是篡权）成为这一学说的现实成果。王莽大败局才让这个学说破产。从此之后，儒家很迷茫，也越来越找不到自己的根基了。

这个过程就好象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最终惨败。为什么会惨败？因为他的解决方案不是立足于现实，而是寄希望于让所有人相信一个半虚构的理论。

孟子构建出升平揖让的禅让模范典型，用心良苦。他一贯用心良苦，想用道德来驯服赤裸裸的权力，然而从来不起作用。在暴力—权力面前，道德说教是苍白的，它无法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孟子喜欢谈心性之学，符合宋朝人的口味，于是在宋朝之后被抬得很高，荀子则被赶出了孔庙。由此，中国人对政权的认识，离真相越来越远了。

当然，我们不能对古人要求太高。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人类这一巨大成就的实现仅有几百年时间。权力制约毕竟是历史博弈演化出来的，而不是思想家预先设计好的。美国的联邦党人指出只有权力能够限制权力，不过才只有两三百年时间，我们哪能对孟老夫子要求过高呢？

附录：国家是社会发育的蝶变

人的身体由各个器官构成，器官各有自己的功能，他们相互协调，而使人的生命得以运转。同样，一个社会也有许多器官构成，他们相互协调，而使社会得以运转，其中核心器官之一便是国家机构（国家机器），简称国家。

人从一颗受精卵长大，各个器官逐渐发育，次序有先后。国家亦然，在人类百万年的历史中，国家一直没有产生，在几千年前才发育出来。

并不是所有的人类群体都能发育出国家机构，国家是因生存竞争的需要而出现的。在太平洋的一些岛屿中，原住民一直处在原始状态，没有产生出国家机构。

国家的功能是提供公共治理服务，这是国家的本源意义，即“大道之行，天下（国家）为公”。不过国家机构是由人组成、由人操作运转的，而人有私欲，所以国家机构的功能经常发生扭曲，由公共治理变为统治，变成一个小部分人剥削大部分人的吸血机器。血，就是徭役、税收（物质层面的）以及驯服、认怂（精神层面的）。

历史上，国家机构是演化的产物，不是人类头脑的设计作品。在炎帝和黄帝的时代，随着生存竞争导致的部落规模的不断扩大，需要有专门的人和机构对部族进行公共管理，这就是国家的雏形。国家是生存竞争的产物。

国家一旦发育出来，就会像一切生命体一样，为适应生存环境而进行不断地进化。就中国历史而言，到了夏商时期，国家形态已经进化为部落封建制，到西周时期发育为成熟的宗法封建制，到商鞅变法以后则进一步进化为帝国制度，这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一个由蛹化蝶的过程。蝶变，如今还在继续。

帝国制度在近代以来被形容为“封建落后”，饱受批评。其实这个制度体系是演化和生存竞争的产物，它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巨大的功能，例如消除内部战争，它是大帝国的农业生产方式所能支撑的最高形态的国家状态，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延续有着重要的作用。当然，它与现代化难以兼容，现代化要求有更高层面的制度支撑，这也就是近年来中国人努力追求的目标。

社会不能突变，它只能从传统中生长出来。目前处于大转型时期的中国，国家形态中仍然有大量的旧制度残留。

就像随着医学的发展出现了人造的试管婴儿一样，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对国家形态的设计和调控能力也在增强，美国就是一个“试管国家”，它是一个事先设计的作品，而不仅是被动演化的产物。设想某一天，我们能够在实验室中设计国家模式A、国家模式B、国家模式C，然后将其孵化成形，那就是更高形态的蝶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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