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一民《永别了，外企》：一部充满人性特征的商场回忆录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永别了，外企》是一本随笔式商业小说或叫职场小说，作者是当年在加拿大跨国公司工作了七年之久的首席代表齐一民。《永别了，外企》开了中国随笔式小说之先河，后来齐一民用这一手法创作了大量作品，成为他文学创作有别于其他作家的一个鲜明特征。除此之外，《永别了，外企》对商业社会作了比较深刻的剖析，其中涉及商业哲学、商业道德以及人类行为某些规律性的特点。年6月24日，图书出版观察人何乐辉先生与作家齐一民老师就《永别了，外企》进行了一个对话。对话深入探讨了与此书相关的若干话题，对读者理解《永别了，外企》不无裨益。同时，对话本身信息极大，可读性很强，充满人生道理、行为方法与职场理念。

何乐辉：

齐先生，您好！今天我们来聊聊《永别了，外企》。毫无疑问这也是一部职场小说，同时也有商业小说的成份和特征，故事发生在年前后，其中许多人物可以上溯到“马桶三部曲”中的《马桶经理退休记》，可不可以把《永别了，外企》看着是《马桶经理退休记》的后传?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一个被炒鱿鱼的外企首代的自白”，这个“首代”的原型应该就是您本人吧?要不然写不出书中所呈现的如此真切的感受。

齐一民：

何老师好！是的，这个“外企”的故事的确发生在《马桶经理退休记》之后，是我从年回国后当尤克公司首席代表到离开尤克集团那三年里发生的故事，而它是一个自传体的随笔小说。也可以看做是一部愤懑之作，因为离开就职七年之久的一个大型跨国公司、离开了熟悉的业务和很多都是莫逆好友的国内外同事，我当时内心可谓五味杂陈，不吐不快，于是就“躲进小楼”奋笔疾书写下了一串串回忆故事，就是您读到的《永别了，外企》。

何乐辉：

人类社会本质上是一个商业社会。商业就是以买卖的方式使商品或服务流通的经济活动。从广义来说，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是商人，因为我们每个消费者不可避免地要参与商品（服务）的流通活动。《永别了，外企》不少篇幅写的是商品（服务）的生产者和提供者以及他们之间的经济活动与人际关系。人们常常把商业活动称之为商战，再加上“办公室政治”，可见其竞争的残酷程度，也正因为如此，在这种环境下人们的行为与活动最能体现其极致而丰富的人性，《永别了，外企》完全做到了，在我看来，这正是这部小说最大的亮点。您在写这部小说时是否有这方面的考量和预设?

齐一民：

可以说是没有什么预设的，因为写它的时候我还在经营着一家自己的公司，还在商业的海洋之中搏击，而且那已是我进入商业群体的第十五六个年头了（从大学毕业年开始），还有当时的我根本就没想到自己过后不久就会永远离开商场，因此可是说是“在商写商”。

要说《永别了，外企》的出炉还有点宿命论的色彩。当年也就是年，我以前写的《马桶三部曲》正式出版，加上《妈妈的舌头》我已经有四部作品、已经把从年开始写的全部作品出齐，我忽然有一种“巴托比症”——就是作家常犯的那种写不出东西的病，因为生活工作出版一切都很顺利，已经没有任何能刺激我这个“用写作排解郁闷”作者的创作欲望了，因此感觉这辈子的书也完了，也就在这个时段突然出现了我和公司董事长Fish先生隔空“格斗”并最后离职的恶性事件，正好一位喜欢我作品并立志要当我经纪人、毕业于暨南大学文学系的朋友——他说我是“中国第一随笔”——鼓励我继续写、写最熟悉的商场经历，于是几个因素累加起来，我就又拿起了笔，用几个月时间就写完了包括《永别了，外企》在内二十几万字的“商场回忆录”。

何乐辉：

《永别了，外企》一方面塑造了世界各国商人群像，另一方面描述了世纪之交的商海生态和职场生态，有许多篇幅涉及到了职场游戏规则以及商人道德、商业道德甚至商业哲学，其中有作者您的观察、思考和总结。商人是以利益为前提的，追逐更多的利润是商人的本性，正所谓“不以挣钱为目的的商业行为都是不务正业”，离开商界二十年后，您对商人的看法是否有变化?有时商人们会为了利益不择手段，于是就有了唯利是图、奸商的坏名声，您认为商人的底线在哪?如何区分商人个人道德与企业道德?

齐一民：

即便我年离开商场到北京语言大学兼职教书至今，我其实从来没有离过开商业领域，因为我一直在学校教授商业管理类的课程，前后近二十年之久，用中英双语教授经营管理课程，我还长期在汉语学院经贸系教留学生《国际贸易实务》《商务阅读》等课程，只有最后这两三年才以教授文学课程为主。

对比当代商业和八九十年代的商业，可以说当代商业是正规军主导，而那时候的商业是以江湖和草寇为主角，现代商业都是在经管学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而那时候中国刚刚开放，商业理论还没有成为指导商业的依据，而我大学出身商校（对外经贸大学），留学期间又习得过西方管理理论，因此回国后在与那些草莽出身的商业精英（比如我小说《总统牌马桶》里的裘八）们打交道时，我占据了一点理论先见之明的优势，因此在“下野”后我连续完成了三部商场回忆随笔集，包括《永别了，外企》、《可怜天下CEO》和《商场临别反思录》，算是给自己的商业职业生涯一个交代，也算是留给后人一些回顾早期开放时期中国商业风采的一手参考资料。

至于商人以谋利为目的，这本身没错呀，除非你不想存活。哦，好像“谋利”和“牟利”两种说法内涵并不完全相同。记得我在一部书中说“衡量商人成功与否是看他是否能挣钱，这和衡量一个战场上的士兵好坏看他能否消灭敌人是一样的”。在加拿大雇我的一个希腊小老板也常把“我们开公司可不是做慈善事业的！”当口头禅——结果有一天他为了节省成本就把我扫地出门了。

当然，我们现在已经生活在一个“泛商业时代”，追求利润和把产品推广已经全方位覆盖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各种产品，包括物质的非物质的、实体性的理念性的等——包括我写的那么多文学作品都需要用商业手段实现最终精神文化价值（笑），因此现在对商业进行道德上的评判已经失去意义，就好比你说你压根不喜欢空气似的，那你就索性不用呼吸了。

何乐辉：

中国几千年以来一直重农轻商，近现代有所改变，改革开放以来，商人的社会地位似乎提高了。您如何看待商人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贡献与作用?当下中国商人的地位是否与其贡献相匹配?

齐一民：

商业文明在中国还远没有发达到它该到的程度，眼下中国稀缺的还是真正的企业家精神，该做的还是要让商业文明进一步深入，该杜绝的还是非商业因素对商业的无端阻碍和野蛮侵害，这是条往下要走的漫长道路。商业文明高于农耕文明，利益平等交换高于垄断和欺行霸市。这些是我一直笃信的也是我竭力教授给学生们的。

商业文明虽然表现在形而下，其根本作用会在形而上。当我们通过“京东”享受送货上门服务的时候，被解放的不只是我们的身体，还使我们获得了某种精神上的自由。

何乐辉：

《永别了，外企》成功地营造了一个商业氛围和职场生态环境，更加成功地塑造了一群商人人物形象，比如：职业经理人JimmyQi、拉渥、斯坦、TOM，老板Mr.Fish，中国商人珍妮花、上海老徐、杭州老徐，瑞士商人彼尔，德国商人M先生、美国商人Charles等。这些人物来自来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个性鲜明，栩栩如生，色彩斑斓。整体读下来，仿佛在读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和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Mr.Fish不就是变体的现代版葛朗台和夏洛克吗?哈哈，我突然发现齐先生您的所有作品中好像没有爱情主题的作品或故事情节，为什么?以后会不会写爱情主题的作品?

齐一民：

我通常不太回去读自己写的东西，为了和您对话我又找来《永别了，外企》阅读了一遍，感觉就像重做了一场梦，那些二十年前曾经一起工作的同事们都一一和我打招呼，可能眼下他们一些人都已经不在人世、要在也都该有九十岁了，包括我从前的上司克里斯、老板Fish先生等。现在读着这本书时感觉那些“人物”们都那么栩栩如生——真实的存在嘛，有触手可及之感。

商人群体是个有趣的群体，通常商人是不写书的，因此我算是个另类，当时记录下些商场的趣事，多少也算一点功德。

Fish——“鱼”先生是个真名，他是犹太人，因此《永别了，外企》其实算是以两个人核心的故事，“鱼”先生和我本人。至于他是否像莎士比亚或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那要让读者们自己评判了。《永别了，外企》当年印了一万册，又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书，读过的人一定不少，比如我查到有一家图书馆里的一本书竟然有近四百人借阅过。

至于您所说的爱情主题，我这个擅长写讽刺挖苦作品的作者的确不擅长，也不太愿意写。俗话说缺什么追求什么，那些善于写爱情的人大都是情感上出过大问题的——比如张爱玲，而我的小家庭呢，属于最传统的夫妻搭档，因此没这方面的实质动力（笑）。

然而我的书里是有“爱”的，它隐藏在文字的底层，没有真实的爱——甭管广义还是狭义——是写不出好文学作品的。

何乐辉：

矛盾与冲突是人类社会的常态和本质，它破坏我们的和协，打扰我们的安宁，让我们纠结、痛苦，甚至绝望，但同时冲突也在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永别了，外企》中出现的文化差异所带来的矛盾和冲突随处可见，您如何看待这种文化差异?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和处理这种文化差异?

齐一民：

现在疫情期间大家都网上办公了，多少缺乏一种文化，就是“办公室文化”。其实办公室文化是最有趣的通俗文化之一，而我呢，仅在北美有长达七年在两家公司“蹲办公室”的经历，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人生一笔不小的友爱和搞笑财富，因为当你和同事们要在一百来平米的空间中每天八九个小时长达五年时间（就像我的蒙特利尔的尤克公司出口部）天天在一起工作时，每个人的性情和喜好就会像家人似的在你的眼前暴露无遗，同事间的友情和冲突也会像肥皂剧似的每天一幕幕上演，这在不坐班的人那里是体悟不到的。

说到公司里的冲突，可以分为文化原因的——比如《永别了，外企》里被我讥讽的英国人爱强撑面子嗜好，也有利益原因的——比如老板经理阶层和普通员工间的，前者其实好克服——打打架就能解决，后者才是致命的——因为“亲不亲，阶级分”，不同利益人之间的矛盾几乎是不可调和的。老板和员工的立场永远不可能一样，而只要是员工——别管从何种文化背景而来，就都是天然的“工友”。

说个有趣的例子，我们公司的老板不是叫Mr.Fish吗，他办公室就在我们出口部楼上，因此我们就给它起外号叫“FishPond”（鱼塘），想骂老板时就用手指头朝上方一指，大家都心领神会，好玩吧!

何乐辉：

您的大部分小说看似是随笔集，《永别了，外企》也是如此，版权页中标明“随笔-作品集”。随笔式小说形式几乎贯穿您的整个小说作品，这种碎片化写作方式打破了小说故事的连续性，从而改变了传统小说作品的叙事结构，影响了大多数读者的阅读习惯。您认为在信息碎片化的当下您的这种叙事方式会成为未来小说创作的主流吗?

齐一民：

不是“中国第一随笔”哪能写出这样的小说（笑）——我可不单单是开玩笑，我可能是现在非著名中国作家家随笔数量写得最多的作家，已出版的书中就有两三千个都不止，比如六卷本的《雕刻不朽时光》就是由八百多个随笔组成的。

所谓“随笔”就是一篇有独自完整起承转合的小文章，所谓“小说”就是一个整体上有起承转合前因后果的大故事，但如果你在读了几十个小随笔文章之后，所有的信息拼凑起来也能形成一个总体的有前因后果的大故事，你脑中的“小说”就间接完成了。它和传统小说写法不同的是，第一，你每一篇小文章要经读，要好看，要独立成篇，同时，第二，作者的脑海中也要有“大故事”，他能通过一块块用随笔铺垫的“小石头”一步步将你的思绪推进，最终让故事整体的情节全都形成并传达给你，这样他的任务就完成了——作为讲故事的人，而作为读者，你的“全部故事大拼图”也会随着最后一块图片的落实在脑海中完成。是的，用“拼图法”形容这种“随笔式小说”写作是最恰当不过了。

我写的最长的“随笔式小说”就是长达万字的《雕刻不朽时光》，读完六卷本的随笔串联之后你脑海中就会拼接成一幅全方位的二十世纪初中国乃至世界的鲜活画面。而年我刚出版的《六十才终于耳顺》也是相似的“勾当”，读完近百个随笔之后一个年龄逼近六十岁老人的真实心态就不留死角地向你全方位展示出来了。

就这样，随笔是纵向而而独立的，故事是横向而散开的，单个随笔让叙事透彻到位，“随笔式小说”最终表现结果是让故事形散却十分丰满。

至于这种写法别人有无兴趣我不能预测，反正我自己用这种方法写作就始于《永别了，外企》，因为当时想写的闪亮点冲突点泪点太多，故事又是跨地域的——北美和北京，用传统线性的叙事方法——比如我在《总统牌马桶》等书中使用的，达不到我想既怀旧又感叹的效果，所以不知不觉就用那种方法把“忏悔录”写成了，之后又屡试得手，比如《我爱北京公交车》、《谁出卖的西湖》等，就这么一路写了下来。

何乐辉：

我一直觉得您的许多作品具有舞台剧的特性，“马桶三部曲”是这样，《永别了，外企》也是，这些小说都有改编成舞台剧的天然优势。自从我认识您以来，我看到您经常去剧院，这种写作手法是否与您接触到的文艺作品有关?

齐一民

是的，其实我的很多作品都是最好的喜剧影视材料，比如长篇小说《总统牌马桶》就可以改编成数十集的情景喜剧，《马桶经理退休记》、《永别了，外企》都是。

不过我写书时故事的戏剧化发生在先、是在国外就开始写的，而大批量观剧是98年回国后才开始的。

作为北京土著我是各大剧场的老常客，几十年来不知看了多少戏剧，尤其是喜欢看喜剧，也长期写剧评文章，有时候边看边想自己的小说什么时候也能搬上舞台呀，不过慢慢来，相信总有一天会实现我的“作品上舞台梦”。

这两年著名相声演员徐德亮老师已经把我的《自由之家逸事》和《总统牌马桶》录成音频的评书在“喜马拉雅”网上播放，其它作品也会陆续请徐老师播讲，这是我作品“音像化”的步骤，希望会对未来的舞台化有所帮助。

何乐辉：

犹太民族无疑是一个优秀的民族，但我对犹太人没有全面、深刻的了解，前段时间在读艾萨克巴什级斯辛格的作品（顺便提一下，您的校友韩颖的译本棒极了！），从他的作品中我发现这个民族的一些宗教思想所产生的行为对人性的扭曲和伤害还是让人难以接受的，相比同一时期的中国封建社会对人性的伤害有过之而无不及。《永别了，外企》对犹太人的描述很多，您与犹太人打交道的时长和深度又是中国人中少有了，借此机会想请您谈谈您对这个民族的印象，算是作为《永别了，外企》的补充吧。

齐一民

呵呵，我在《永别了，外企》里已经说了不少犹太人的坏话了，书出版后真怕被犹太人跟过来陷害（笑）。我在两本书中《自由之家逸事》和《永别了，外企》里都写到了犹太人，因为当年在北美你只要去工作，像样公司的老板都是他们。大学里的老师们也是，我在卡尔顿大学读硕士时系主任就是Swimmer老师——他名叫“游泳者”，之后就有这部书里的Fish——“鱼”，有趣吧——“鱼、游泳者”。

我喜欢艺术，但凡超强的艺术作品制作者都是犹太人，名单能拉满一篇纸，就不一一说了，我的态度是，犹太人是人类中的绝对另类，有另类的好，也有另类的不好，因此，凡是犹太人的艺术作品超强时，我毫不感到奇怪，但冷眼旁观却不真心热爱，比如对卡夫卡的书，你可能喜欢但不会真身心地爱恋，因为它是另类的，是“非人类”或者“超人类”的，就好比是天上的麻雀，它能飞行你不奇怪吧，但你不会真心宠爱麻雀的飞行才能——它和你不是同类嘛。

我不想犯种族主义的错误，因为我也曾受教、受雇、受恩惠于犹太人，我只是想说他们实在太聪明太个别了，他们和一般民族截然不同。

何乐辉：

在《永别了，外企》中，我印象深刻的一个字恐怕就是“鱼”，您在另外的作品中也常提到“鱼”，而且您养（过）的动物大概也只有“鱼”吧?我知道我必须提到这个问题，而我的确不知道我现在该问点什么，但我知道您肯定能告诉我点什么！这样不算讹您吧?

齐一民

是呀，我曾经的大老板是Fish，我在《梅花三“录”》文集中专门写了一连串养鱼个心得故事，我现在还时常到菜市场里寻找些能养活的别人计划食用的小鱼拿回家养，也算是救那些鱼一命。

在《永别了，外企》中Fish先生的大名让我用做“大鱼吃小鱼”的隐喻纵情发挥了不少，真是亵渎了人家在世界五金行业的一世英名，在此致歉，不过正如我在书中写的：资本家的本性都是Fishy——带腥气的，不沾腥的鱼类不少真正的好鱼。鱼聪颖，圆滑，机敏，这都为商业者之必备素质，因此说，Mr.Fish他也真“名副其实”。

不过是鱼类总比那些粗鲁的狗熊类强，鱼基本上——除去那些极少数凶猛的比如鲨鱼、鳄鱼，鱼类都是有益于人类的，至少给人类提供可食用之营养——那正如商人于社会，而我宁愿被鱼类的圆滑所戏耍，也不愿被粗鲁的狗熊所施暴，因此在商人和政客之间，我宁可偏重商人和他们所代表的公平原则，或者说我礼赞商业文明。

以上这些，或许就是我在呕心沥血之作《永别了，外企》里想表达的画外音吧。

何乐辉：

《永别了，外企》最后一章的“齐氏K定理”是您对商场、职场乃至人生的感悟或人类活动某种规律性的发现与总结，当然也是本书的总结。这与英国老牌摇滚歌手Sting年出品的一首经典作品《ShapeofMyHeart》具有异曲同工之效，至少都是拿纸牌来说事儿。您说，人生如打“升级”，从2向上打，一直升到A，每节都是坎儿，K是一个大坎儿，极少数人才能打到A，所以“你要当心！”，Sting说：牌局中数字决定了一切……他可能会出方块J，又或许他会下注黑桃Q，也可能手里藏了一张K，而这些记忆终将消褪。Sting比您消极，《永别了，外企》中虽有悲愤的情绪，但基调是正面而积极的。Jimmy齐是一个永不倒的斗士！

齐一民

是吗，那是英雄所见略同了。其实您环顾四周，眼下在K这轮——也就是即将要问鼎之前最后一搏中失手的人物不是还大有人在么？至少那些已经身居高位临要退休前落马的高官就是其中之一吧，因此，我的“齐氏定理”是可以通用的。个人如此，群体甚至国家民族也是如此，都会遇到大胜之前的陷阱，其难处在于任何人都很难预先知道什么时段是那个“K点”，就是那最后一张牌、那个关键局的起始时间，有时候你已经身在“K局”之中了还全然不知，就会最终遭遇滑铁卢和走麦城之背运。

我的劝诱是大家都好自为之，都踏踏实实，都不要得意忘形，都守住自己的人伦道德底线，那么，大家就可能会顺顺当当甚至不知不觉地到达人生事业终点——那个Ace！

齐一民：

齐一民，笔名齐天大，知名作家，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年生于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士（），年获得北京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曾在海外学习、工作十余年，从事过多种职业，包括中国国家公司驻日本商务代表、北美跨国公司亚洲市场经理，外企首席代表、建材公司CEO等。目前任北京语言大学客座讲师，年齐天大（JimmyQi）作为大陆作家被邀请参加“隽文不朽——澳门第一届文学节”。已出版《妈妈的舌头》《永别了，外企》《自由之家逸事》《走进围城》《马桶三部曲》和《雕刻不朽时光》《六十才终于耳顺》近三十部作品约六百余万字。其中《总统牌马桶》等被译成英文并用JimmyQi笔名在海外出版。

何乐辉：

何乐辉，北京华卷文化中心创始人，资深图书出版观察人。在传媒出版界从业二十余年。

《永别了外企:一个被炒鱿鱼的外企“首代”的自白》是一本记录作者多年从商经历的自传式小品集，也是一个“首代”下岗后的发奋之作。本书作者以随笔的形式写下他作为高级白领在外企洋老板手下工作时的泪与笑，及其在商界摸爬打滚的种种经历，情感真挚，幽默风趣，读来笑而不迷，哀而不伤，怡然自得，对曾在、正在和将要在外企供职的读者来说，能引发共鸣，并有所启发。

《永别了，外企：一个被炒鱿鱼的外企“首代”的自白》，齐天大（齐一民）/著，人民文学出版社。